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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之于弟也

   中国人的文化以人伦为起点,而不像古希腊人以正义为起点。中国人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父母、子女的伦理之别,而动物没有;古希腊人则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伦,而在于正义。
人伦对人的最基本要求是孝,正义对人的基本要求是公正。孝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礼,公正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法律。礼与法律都是人的行为规则,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礼以人伦为原则,不在乎是否正义;法律以正义为原则,不在乎人伦。
孝是家庭内的道德准则,当社会仅限于家庭或家族时,孝行足以规范社会行为。而当社会扩展到家庭之外的其他家庭或家族时,孝行便不足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便需要有适用于家庭外的行为规则来规范人的家庭外的社会行为。
人伦是家庭内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男女婚姻生产子女而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人的智力让人领悟到近亲繁殖的弊端以及远亲的优势,驱使人将血缘关系作出遗传上的区分,以避除近亲繁殖的弊端。也许是出于强化区分这种血缘关系的需要,人伦形成了一种地位上不平等的家庭社会关系。当社会关系扩大至家庭外之后,孝行不再足以规范人的行为,需要不同的规则来规范人的行为。在古代中国家庭外的基本行为规则是忠。
古代中国将道德规则通称为义,义行主要有孝、忠、仁、信。古代中国有文明以来的社会即由天子与庶民或君主与臣民两类人组成,两类人之间有一个中间阶层的人是官,官是受天子或君主之命管理民的一类人,不过相对于天子或君主而言,官与民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因此社会实质还是由两种人组成。我们说不清社会何以形成的是这种天子与庶民、君主与臣民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古希腊人那样的希腊人与希腊人平等的社会结构。
社会对天子、君主的道德要求与对庶民、臣民的道德要求略有不同,孝是最基本的道德,人人必须恪守,信是等级比孝稍低的人人应该恪守的道德准则。之外,天子、君主以仁为其家庭外最基本行为准则,其他人则以忠为家庭外的最基本道德。信相对仁与忠其效力等级也像相对孝一样稍低一等,信不一定仁,仁必定信;信不一定忠,忠必定信。因此孝与忠便成为天子、君主之外的所有人的根本道德准则,孝与仁便成为天子、君主的根本道德准则。对庶民、臣民而言,因为存在家庭内的孝与家庭外的忠两个根本道德需要恪守,因此,会遇到忠孝不能两全的窘境;对天子、君主而言因为同样地存在孝与仁需要恪守,也会遇到孝与仁发生冲突的窘境。
《孟子·万章章句上》说:“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天子舜在这里便遇到了孝与仁的问题。舜作为天子应该仁布所有人,他流共工、放驩兜、杀三苗、殛鲧,对共工、驩兜、三苗、鲧而言不能称仁。而应该行仁的舜,所以对四人不仁,是因为该四人是恶人,对四恶人不行仁而行恶,以除四恶,是对其他人仁。因此,应当行仁的舜对四人行恶,不仅不被人认为是不仁,反被认为是仁。这就是诛不仁亦即仁。
既然诛不仁为仁,象至不仁,为什幺舜不仅不诛他反而还封之有庳呢。舜以行仁而言,应该诛不仁的象;以治天下而言也应该诛不义的象。万章困惑舜对四恶人与对其弟行为的不同,疑惑舜对他人与对自己弟的不同。社会如果以正义为最终的道德,对相同的罪行应该做出相同的处理,否则是不公正。四恶人与象的行为都是不仁,舜如果以正义为最终价值观,则应该对象作出与四恶人相当的处理。舜没有对象作出与四恶人相当的处理,显然舜不是以正义作为价值观,以公正作为行为的准则,而是依不同的行为准则对象作出了与四恶人不同的处理。如果舜作出这样的处理不是错误的话,舜这样做就是符合道德的,舜在这件事上应该依据了与四恶人不同的行为准则对象的行为作出评价。
舜对象的态度,孟子的解释是:“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孟子是用孝行解释舜的行为,孟子不认为舜应该公正地如同对待四恶人一样地对待象,认为人对待自己的亲属不应该怒怨,应该亲爱。孟子不认为舜应该公正的原因正在于社会不以正义为根本原则,不最终以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来衡量行为的对错、善恶。象与四恶人行为的恶性相同,如果舜只是依据行为的恶性来处罚行为人的话,他对象应该作出与四恶人相同的处罚。但是舜不是依行为的恶性来对行为人作出处罚,而是先区分行为人与自己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对自己的亲属依据适用家庭内社会关系的孝行处理,对非亲属则依据适用家庭外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处理。象是舜的亲属因此对象适用家庭内的行为规则的孝行,而不适用家庭外的行为规则,因此对象与对四恶人作出的处理根本不同。因此,孟子解释舜对象的行为是仁人对弟的态度“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
舜为天子,南面天下。在他兄弟的行为依据家庭外的行为规则需要被处罚时,他不仅没有处罚,反而还封之以邑。他对他兄弟行为的评价,显然依据的不是家庭外的行为准则,而是家庭内的行为准则。也就是他兄弟象对他实施的行为,对他而言产生两种道德规则的冲突时,他依据的是家庭内的道德规则评价他兄弟的行为,而不是依据家庭外的道德规则。这也就是说家庭内的道德效力高于家庭外的道德,即孝行高于一切。在天子身上,孝与仁是适用于家庭内外的两个并立基本道德,天子适用孝对待他的家人,适用仁对待他的臣民,而当孝与仁在天子身上发生冲突时,天子选择的是孝,可见孝的道德地位。
孝的行为不仅可以对抗仁,还可以对抗错误的行为,使错误的行为因为是亲亲的孝行而不成为错误。
《孟子·公孙丑下9》说:陈贾问孟子,周公让管叔监殷是否知道管叔将会背叛。孟子说周公不知。陈贾便问“圣人且有过与”,圣人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是相当于古希腊人文化中的神,圣人是绝对正确的,正因为圣人绝对正确不会有错,因此普通人需要由圣人来领导。圣人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圣人可以质疑,那幺人治或说德治的治权就会被质疑,从而质疑君君臣臣的政治制度。陈贾问孟子周公是否有过,实际会质疑圣人周公的绝对正确,人们认为周礼由周公所作,周礼要成为有效的行为规则,必须无疑其正确性,因此质疑周公无啻于质疑全部政治制度。
孟子需要回答陈贾的问题,需要对周公让管叔监殷的行为对错作出解释,对此孟子作出的解释是“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言下之意,周公是弟,管叔是兄,弟欲使兄富贵,不是很应该吗。孟子用周公的行为符合孝行解释周公没有过错。
至于何为亲爱,孟子的解释是“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因此,以孟子的观点,亲爱自己的亲人,也就是要使自己的亲人富贵。孟子的理由是“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自己显贵,兄弟平庸,孟子认为对兄弟不是亲爱。因此舜封象有庳,尽管象罪该当诛。
亲爱亲人是孝对人的要求,什幺样的行为才是亲爱亲人呢。孟子认为使亲人富贵的行为是亲爱亲人的行为,什幺样使亲人富贵的行为属于亲爱亲人的行为呢,孟子没有区分,不知是不容易区分,还是他认为不必区分,不知孟子是否认为任何能使亲人富贵的行为都是亲爱亲人的行为。
一个杀人越货的行为在古希腊、古罗马,不管行为的动机是什幺,都是有罪的行为,都要受几乎最重的惩罚。在古代中国则要先看杀人者的动机,先看他是为谁而杀人,为什幺而杀人。如果是为自己,则罪不可赦。如果是为自己亲人的富贵,则可以宽宥。因为使自己亲人富贵的行为是亲爱亲人的行为,是孝的行为。孟子之后,汉儒董仲舒将这种思想归纳为一种司法原则,即着名的“春秋决狱,原其心论其罪”。
孝要求亲爱亲人,亲爱亲人需要富贵亲人,富贵亲人需要权和钱,倒过来,没有权和钱则不能富贵亲人,不能富贵亲人则不亲爱亲人,不亲爱亲人则不孝,不孝则被人唾弃。因此,权和钱对每个人而言,关涉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还关涉他的亲人的幸福。钱和权对中国人而言是如此地重要,它是每个人履行自己最基本道德义务孝的必需品。一个人可以甘于自己贫苦,但孝心会促使他为自己亲人的幸福而干出任何事情,他可以不顾自己的一切,为了得到钱,他可以不择任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