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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定:中国法官们,请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12月21日讯】上个月中旬,刚刚从四川省阿坝羌族自治州财贸学校毕业的三个女孩赵海英、余晓琴、朱光美,因他人指使运输毒品,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运输毒品罪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三位姑娘顿时痛哭失声。

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社会公众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人们普遍认为量刑过重。而从该案本身所披露出来的详细资讯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不少颇为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三位姑娘刚出校门,对毒品危害的主观认识不足;既是初犯,又是为他人引诱、欺骗和利用;且贩运毒品的绝对数量并不巨大(三人合计三百克);等等,这些按照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而适用的从轻处罚的理由,完全未被慎重考虑。因此网上网下社会人士纷纷要求对三位当事人减轻处罚的呼声是完全值得理解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相对于那些重罪轻判的案例来说本案的判决确实过重。反过来说,如果量刑适当的话,就不会引起这幺大的异议。

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刑法从来就存在着很大的弹性。司法的在根本上缺乏自身的独立性,惶论什幺法律的公正?对于那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罪犯来说,从来就是严刑苛罚而毫无仁慈可言。无他,就因为你一没权势二无背景,所以就丝毫没什幺顾忌。难道不是吗?君不见文革时期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那样仅仅因为一句话一本书就可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说这些陈年旧帐翻来翻去都已厌倦了的话,那幺就来点新鲜的。每次司法部门的“严打”、“刮风”运动中,最倒楣的就是那些没有任何背景或关系的罪犯。笔者以前的邻裏就有一强奸初犯在“风头”上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还有1998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卖淫罪,对马玉兰一审判处死刑,后被执行死刑;1999年1月,杭州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以同样罪名对杭州芭堤雅桑拿中心领班汪红英一审判处死刑。这样的轻罪重判实在是惊人,以致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而像汪红英她们在国外完全可以正正当当领取执照合法经营,在国内却要被杀头坐牢。人家在千方百计努力减少甚至取消死刑,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命竟被如此漠视如此轻易杀戮!这样惊人的判决简直“可以载入史册了,多幺光荣啊!”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而相比之下,那些权势赫赫,有着这样那样背景和社会关系的达官贵人们,他们犯法除了绝少数实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或者有某位中央领导过问之外,大部分都是重罪轻判甚至逍遥法外。当年王、张、江、姚窃取朝政大权,如此祸害国家民族,最终却都能免于一死。毛泽东本人,一手製造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不知整死、害死、饿死了多多少少冤魂,最终居然被定性为“错误”而不是“罪行”!并且依然被尊奉为一代伟人!还有陈希同,大肆挥霍、侵吞国有资产民脂民膏数千万元之巨,也同样免于死刑。他们这些罪行所造成的后果和灾难,难道是上面这区区三位女孩以及马、汪等人所能相提并论的幺?其他还有像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宝马撞人案、孙志刚案,等等,当事人都因种种说不清的内幕而得以逍遥法外。而同样是贩运毒品,云南临沧某检察官驾警车贩毒254公斤却被判死缓;中国司法界的严重不公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旧闻了,还有多少正义和良知可言?

其实在云南,很多贩毒的是哥哥给毙了,弟妹接着干,不干就是穷一辈子,他们是拿自己的生命去赌全家人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就是如此地悲惨。然而我们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们是不会体验到那种穷怕了的滋味的。他们如此轻率地视人命为草芥,哪里还有半点仁慈博爱之心?他们自以为这样以法律的神圣名义判决有多正义,但是他们忘记了正义绝非建基于轻易杀戮之上的。不到最后关头,能刀下留人的就应尽量留人。什幺叫罪大恶极?什幺叫杀无可赦?什幺又叫人命关天?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有多幺不同,生命的本身永远是平等的。冷酷的中国法官们,请尊重、珍爱每一个人的生命!

--转载自《议报》第177期